□概念、解释框架——在“逻辑”的“想象”中构建关于古代与近代世界的“知识”，这是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也直接影响了知识史的发展方向。
□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挂在网上，不在网上也存储在电脑硬盘中，这些都增加了信息丢失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如果说将来有某天出现一个“数字黑洞”，即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这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际中已经不断有人为此付出惨痛的损失。这种信息丢失情况在知识史上一直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依赖技术所保存的信息记忆，同时也会导致人类记忆能力的萎缩。记录信息的手段越发达，丢失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其实，各种终端设备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的“云计算”，其本质就是为了防止信息丢失。信息丢失是知识史研究者最惧怕的一种情况。
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涉及的是一个学术前沿问题——西方知识史，是一个新兴学科。在开讲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作一个铺垫，这个铺垫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知识史研究兴起之间的一些关系。
概念和框架构建的知识
西方学术界一直善于用各种范式来进行历史分析，从而奠定一套理论解释框架。一开始都是某一个专业、某一个领域发明了一个概念，后来演化到各个学科的解释范式。
我们通常所使用的古代世界、中世纪、近代等等，强调的是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断裂和非连续性，但人们并不满足这一解释，而强调另一面，晚期古代和早期近代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证明历史是一种过渡，一种缓慢的演变。
我们知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就意味着古代世界的灭亡。但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晚期古代，指古典时代向中世纪过渡的一个时期，大致时间范围是公元250到800年间，即从罗马帝国开始衰落到拜占庭、伊斯兰、中世纪欧洲社会形成的这段时间，西方世界出现许多新的元素。
接下来考察一下早期近代（early modern）这一概念，时间范围一般认为自文艺复兴开始，到法国大革命，即大体指15世纪至18世纪末的这段时期。
这是一个人口剧烈增长的时代，出现了印刷书，也见证了全球航海通道的发现和扩张。这一进展有助于人们跨越国界来分析问题，也使人们认识到时间同空间一样，均有力地将人类连成一个整体，使得整个西方文明突破了欧洲界限，从而完成了西方历史发展的三部曲——从希腊罗马世界到地中海世界是第一步，从地中海世界到欧洲是第二步，突破欧洲走向非洲、亚洲、澳洲、美洲则是第三步。
引发了历史学家所感慨的漫长的18世纪（工业革命）、漫长的19世纪（帝国主义）、漫长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这几个世纪现在在西方学术界却都是作为单独的时间单位来进行研究的。
除此之外，东方化时代、轴心时代、希腊时代等古代历史分期术语，如果再细化的话，还有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的概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东方化时代（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概念，指这个时期的希腊艺术深受东方世界的影响：一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的影响，一是来自腓尼基、埃及的影响。
比如说希腊人早期的雕塑是正面侧胸式，这个手法是埃及人的。再举一个例子，希腊是没有狮子的，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迈锡尼狮子门，这说明此时的希腊受异域文化影响。轴心时代我不说了，大家都熟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这个概念。希腊化时代是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东征一直到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衰亡这一段时间，希腊文化在整个地中海东部世界扩张，反过来希腊文化也受东方文化影响的过程。
我之所以介绍这些概念，目的是说明西方学术界是不断建立新的框架来解释历史，进行不断探索，产生新知的。概念、解释框架——在“逻辑”的“想象”中构建我们关于古代与近代世界的“知识”，这是西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也直接影响了知识史的发展方向。
实体的时代与想象的存在
西方学术界就是不断在这些概念当中进行无穷探索，制造新知识的，我们看看这些概念的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这些概念基本上都不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东方化时代是艺术史家提出来的，轴心时代是哲学家提出来的，等等。
第二个特点是这些时代都有一个真正的地理空间作为一个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实体，但同时也是有一个想象的存在，是后人为了研究的方便，为了解释这些时期的历史材料，所建立的一种模式，但当时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时代，都是后世人所进行的意义的追加。
第三个特点是这些概念都强调历史的断裂性。比如说中世纪是黑暗的，和古代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则强调连续性，中世纪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多是“漫长的黎明”，还有大学是萌芽于这个时代的。
从知识生产角度来看，古代世界的知识生产者大多是个体，中世纪的知识生产主体是教会，到了近代则是大学。人类的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无意义的数据，经过整理后则变成有意义又具备公共属性的信息，这些信息再经过知识生产者的加工而成为一种认知——逐渐呈现为知识。
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知识过剩问题，其实在古代世界也存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在西方古代世界，有很多手册和各种百科全书的出现。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的知识对当时的民众而言，已经太多了，知识过剩让人无法接受，所以要通过编各种手册来解决。
比如刚刚讲了希腊化时代，那时的学者开始对荷马史诗进行编订，编辑荷马史诗索引。古代社会有很多文本，但大多数都消失了，使得历史形象比较模糊，有时会因偶然因素发现一个文本，又使得某一历史问题比较清晰了。
比如说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两千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只知其名，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发现，使得人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如何保存信息是知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知识史的兴起与研究特点
现在让我们来进入知识史的话题。知识史是新近兴起的一门研究知识起源、发展、生产、类型、传承与传播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兴起得益于福柯《知识考古学》 的出版。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是探究知识产生与演变的过程，知识谱系（Genealogy of Knowledge）则是这种探究的结果。通过研究知识的起源发展和传承，研究这些知识的类型、特征，在各个地方的传播与分布，称之为知识谱系。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主要是研究学科演变史，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则侧重精英思想的研究，研究杰出思想家的思想产生和变迁。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没有关注知识史研究（康德、谢林、黑格尔等人所关注的知识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这里谈一下知识史兴起的一些学科背景。
第一，西方学术界的各门学术史非常发达。比如说西方的史学史、艺术史、科学史、文学史、考古史等学科非常发达，这就促进了知识史的产生。
第二，西方知识史涉及众多语言、各个民族，跨越时空广泛，给知识史研究带来很大困惑；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互联网的出现，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第三，新学科的出现，尤其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知识史的研究。比如书籍史、文本史的出现，研究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读者、书评者、图书馆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阅读史的出现，又转变了人们对知识史的看法。
当代知识史的研究大致有四个特征。第一，从学科内史到学科外史。学科内史就是讲各个学科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变革，很少谈到学科知识和社会的关系。但是知识史研究恰恰注重的是学科知识内史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注重知识生产、传播的机构，如社会组织、知识分子等所起的作用。
第二，采用比较方法。注重研究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史、侧重东西方比较。尤其是三大传统的比较研究——地中海传统、儒家传统、伊斯兰传统，这是现代知识史所特别强调的。
第三，特别注重传统（tradition）与接受（acceptance）的研究。主要研究各种知识传统在内部的传承、交流与嬗变，在外部的传播、碰撞与接受；非常注重非西方知识传统研究，有时甚至是研究的重点。
第四，力图避免“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主义”，在大的时间框架内处理知识史，立足于宏观视角研究全球知识的传播与交融，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的传统研究方法，突破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知识体系，更加重视欧美之外的世界在全球知识发展中的贡献与地位，以弥补全球知识史研究的落后与不足。
知识过剩与“数字黑洞”
前面提及知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把信息安全地保存下来。知识的产生依赖于人类经验所获得的信息，把这种信息保存下来，并加以分类处理，通过个体认知而产生知识。
随着历史不断发展，不断累积的知识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是知识过剩问题。任何时代都有一个知识过剩的问题，只不过今天更盛，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知识铺天盖地。
如有人统计当下发表的科学论文总量每十年就会翻一倍，产生所谓的“知识爆炸”，让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信息丢失问题，造成知识的空白。
今天所有的信息都挂在网上，不在网上也存储在电脑硬盘中，这些都增加了信息丢失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如果说将来有某天出现一个“数字黑洞”，即所有的信息都消失了，这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际中已经不断有人为此付出惨痛的损失。这种信息丢失情况在知识史上一直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出现。
自人类出现到公元前10000年之间这段历史占人类历史时间的95%，这段时间内人类所产生的各种信息基本都消失了，我们今天对那个久远漫长时代的认知主要靠考古挖掘，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想象那个时代的大致情况。文字、书写工具出现后，基本记录了人类发展的大致轮廓。
广义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建立的科学研究机构，是托勒密王朝的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缪斯宫”，附带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据说藏书高达70万卷之多，不仅收藏了当时的希腊语、拉丁语著作，还收藏近东和古代印度等地的典籍，图书馆馆长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有一则轶事可以说明国王对书的痴迷程度。托勒密三世令所有到港船只接受检查，所有书籍都要送往图书馆，进行复制，图书馆保留原本，归还复制本。然而，图书馆终遭破坏。一般认为，第一次灾难发生在公元前48—前47年凯撒进行的战役，他放火烧毁了停在港口的船只，以防落入敌人之手，大火延烧到图书馆。公元273年，罗马皇帝奥勒良占领埃及，烧毁了图书馆的大部分图书。公元390年图书馆又遭到了暴徒的破坏。公元641年，阿拉伯征服埃及时，给了图书馆最后一击：残留的书籍被欧麦尔一世下令焚毁，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澡堂（据说约四千个）连续六个月用书籍作燃料，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文献基本丢失了。
这一场文化浩劫，让后世学者心痛不已，造成知识史上的很多空白。如果这些文献至今还存留的话，我们对古代地中海文明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认识。
当然，也存在信息再现，让学者欣喜若狂的例子，比如死海古卷的发现。1947年，三位牧童在死海西北岸寻找走失的羊时，无意中向一个洞穴扔了一块石头，随后是陶罐破裂的声音，这个声音敲响了20世纪最惊人的、最激动人心的里程碑式的知识发现。到1952年，人们先后在这附近发现了11个洞，其中藏有大量写于公元前250到公元70年间的古代文献，仅残篇就有25000片之多，专家研究证明这些文献记录的是早期犹太教、基督教的经文、轴卷而成，因此被称为“死海古卷”。
我们知道，历史回溯得越久远，信息就越匮乏，也就越珍贵。“死海古卷”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告诉了我们有关犹太教在第二圣殿时期的宗派情况，为圣经《旧约》研究提供了大量背景材料，也是我们理解早期教会和《新约》的珍贵文献，是世界知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标志事件。
无独有偶，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也属于知识史上的重大事件，让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早期文明史。
依赖技术所保存的信息记忆，可称之为“外化的记忆”，从结绳记事、泥板文书、纸草文书、羊皮纸、印刷术、微缩胶片、电子书等都是外化记忆的载体，这些载体的出现与更新，犹如机动车拓展了人类活动范围的同时也会使得人类自然活动能力萎缩一样，外化技术手段的发达，一方面，储存的信息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但同时也会导致人类记忆能力的萎缩。
更严重的问题是，依赖技术优势会存在更大的风险，记录信息的手段越发达，丢失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一千年前甚至更早的羊皮纸上的信息可以很清晰地辨认出来，有的经过打磨再度重新书写，后人甚至也可以辨认出来底层的那些信息，但光盘或硬盘的记录经过千年后是否能再释读出来，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曾经流行的软盘被淘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保存信息的不安全性。
我们都有电脑信息丢失所带来的烦恼，通信方式丢失了，重要信件丢失了，甚至即将完稿的文章、著作也丢失，这种个体的忧虑其实也是人类的忧虑，假如全部信息丢失了，会不会让我们的后代认为我们处于他们视域中的史前社会呢？其实，各种终端设备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的“云计算”，其本质就是为了防止信息丢失。信息丢失是知识史研究者最惧怕的一种情况。
信息丢失所带来的后果就像下面这个故事：纳粹上台后，爱因斯坦放弃了德国国籍，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有一次他去外地开会，途中遇到工作人员查票，尴尬的是，他一时之间竟找不到车票放在哪。工作人员认出了爱因斯坦，激动地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你，普林斯顿大学也付得起另一张车票钱。”爱因斯坦则回答道：“谢谢，我不担心钱的问题，但要先找到我的火车票，才能搞清楚我要去哪里！”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信息多么重要，没有信息就没有认知；记忆又是多么不可靠，没有信息的记忆会让人失去方向。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记录信息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行为。信息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因为每个个体、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的身份认同。
以信息为基础的历史记忆建构了一种关于社会共同体的共同过去，它超越了其个体成员的寿命范围。历史记忆超越了个人直接经历的范围，让人想起了一种共同的过去，是公众用来建构集体认同和历史的最基本的参照内容之一。
思想者小传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西方城市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首席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主编“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城市与社会译丛”、“大象学术译丛”、“格致人文读本”等丛书，承担过多项国家级研究课题。
